彩礼之演变篇：彩礼的前世今生

民间收受彩礼的风俗一直遗存至今

河北新闻网讯（燕赵都市报记者 集月音）在中国，无论南北西东，“彩礼”是嫁娶婚俗里无法回避的话题，在不少人看来，“彩礼”的交付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。那么，这一民间风俗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？历史长河里，彩礼又经历了哪些演化和变迁？今天的彩礼，在婚姻里扮演的又是何种角色？

一种独特的民俗

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现象，深深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。彩礼制度来源于中国历史上最传统、最广泛的婚配形式——聘娶婚，这一婚姻制度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强调“男女无媒不交，无帛不相见”（《礼记》）。

记载先秦礼仪制度的《仪礼》中说：“昏有六礼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”这套形成于西周时期的完整婚姻礼仪，便是此后历朝历代所沿袭的“婚姻六礼”。其中的“纳征”，又称为“纳币”，即是对交付彩礼程序的描述，“纳”为缴纳之义，顾名思义，“纳征”，或者“纳币”就是送聘财，相当于现在所讲的送“彩礼”。

在古代，“六礼”是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平民百姓的标准婚配程序，不依流程办事，法律上便不认可男女双方的夫妻关系。而“纳征”礼的完成，标志着婚约的订立，从而婚约便具有了法律效力。在以唐律为蓝本的历代封建法典之中，有关于聘财的制度都被沿用了下来，基本没有大的变动。一直到民国时期，聘财制度还有法律明文规定。

这一婚约制度的重大变革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的婚姻法虽几经修订，正文中均无此类规定，而是规定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。至此过去“聘娶婚”这种婚姻形式，才发生了质的改变。

今天婚俗中的“彩礼”收受，虽然看起来和过去的聘财制度大致相同，其实内涵上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别。随着时代的更新和法律的完善，以“六礼”为程序的婚约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土壤。古代收受聘财，意味着法律意义上婚约的成立，今天的婚姻制度里，彩礼并不具备相似的制度价值，反而凸显的是财物本身的意义。

古代彩礼价值几何

在古代，聘财或者说彩礼，作为婚约礼仪的决定性条件，自有其历史原因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形态中，缔结婚姻后，女子出嫁到男家，相当于男家获得一个劳动力，女家流失一个生产者，男家以彩礼为聘是对女家的经济补偿。

传说上古时期，伏羲氏“以俪皮为礼”，即以雌雄一对鹿皮作为婚姻的聘礼。此后历朝历代，彩礼的数量和种类，或定于礼，或制以律，依其身份，各有等差。周朝时期一般以玉帛俪皮为聘，战国时期，始易以金，到了汉代则以黄金为主。东汉时期，出现了“聘礼三十物”，达到品物繁多的鼎盛时期。这三十物，包括羊、雁、清酒、白酒、粳米等等，虽有经济价值，但大多取其祝颂之意，象征并祝福夫妇好合。南北朝到隋唐时期，聘礼减少为“九物”，也是物物有深意。到了重商的宋代，则唯财是重。

其实，为标榜门第，嫁女娶媳极尽奢华的社会问题，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，严重时甚至导致当嫁当娶的子女不能适时嫁娶，以至于朝廷颁令“嫁娶从俭，勿为财币稽留”。东汉章帝、北周武帝、元代法律《通制条格》、清雍正帝等都先后干预、制止奢婚。

具体到彩礼数额上，《唐律疏议》中有律文明令：“聘财无多少之限”，注云：即受一尺以上，并不得悔。就是说聘财的种类为何、数量多寡皆不重要，只要收受绢一尺以上的，就被看作是“纳征”礼成，男女双方的婚约自此生效。

许多有识之士娶妇嫁女并不为聘财所左右。明清之际的“浙西望族”陈氏陈确，曾立《丛桂堂家约》，规定娶妇不论资财，嫁女“不慕财势”，“不受聘金”。这种婚嫁简朴、不论资财的作风，才是传统婚姻观的精华。

“新家庭”的生活保障

现代的彩礼，从法律层面上来说，并非婚姻的必经程序，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，但民间收受彩礼的风俗一直遗存至今。

有人总结，几十年来彩礼的配置，在随时代变迁不断升级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，女性结婚要求的是“四个一工程”，即一张床，一个脸盆，一个痰盂和一个热水壶。到了六十年代，想结婚得有“三十六条腿儿”，就是一个衣橱，一个饭橱，一个柜子，一张桌子，四把椅子和一张床。著名的“三转一响”（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收音机），是七十年代大部分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。到了八十年代，新“四大件儿”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录音机，成了流行的结婚必备品。

其实，仔细考究，这些彩礼的名头很多，但本质上已不像古代彩礼那样，是对女方家人的补偿。从归属和使用来看，无论是“三转一响”还是“四大件儿”，一般来说，受益者是小夫妻两个人，所谓的“彩礼”是新成立的小家庭生活品质的保障。

直到九十年代，彩礼的形式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货币开始成为彩礼的支付形式。九十年代后期又是个关键的转折期，彩礼价值迅速攀升，不但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，彩礼数目也开始明显超过嫁妆。

而进入21世纪后，尤其近十几年，一些农村地区，彩礼数额和价值呈现爆炸式的增长，天价彩礼的问题开始频频见诸报端。

如今的“天价彩礼”已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

“天价彩礼”之痛

如今的天价彩礼也有很多名目。比如，有的地区既要“一动不动”（小汽车+房子），还要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（10000张5元钞票，1000张100元钞票，外加若干张50元钞票）。

有社会学家推算，单单彩礼的货币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年至7年才能负担得起。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,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年至16年才能负担得起。尽管已经远远超出人均收入水平，但彩礼还在飞涨。

高额彩礼已经成为普通家庭不能承受之痛，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，婚姻关系紧张、破裂甚至发生纠纷。前不久，河南一对新婚夫妇因11万礼金发生争执，新郎在新婚之夜将新娘砸死。这样的人间悲剧令人痛心，呼吁彩礼回归理性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。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尝试，试图通过公开倡议、村规民约等措施来约束彩礼的暴涨。

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不少代表提到了“天价彩礼”现象，并提及一些具体措施。其中，脱贫致富是反复被提及的解决“天价彩礼”问题的治本之法。有代表认为，是贫穷催生了“天价彩礼”。

和这一说法相印证的是，放在时间轴上纵向对比，彩礼在地域和时间上的变化清晰可见。有媒体分析，从彩礼的数额上来看，两极分化加剧，大城市在逐渐下降，华南地区彩礼不升反降，长江流域还出现了“零礼金”，而农村地区在四年间已经呈现大幅上涨，个别不甚发达的地区属于“火箭式”暴涨。

所以，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栗翠田所说，要解决“天价彩礼”这个问题，更根本的是要大力推进扶贫事业，让家家户户富起来。